即時報導、李振麟
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，參加「財團法人亞太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」及「國立陽明大學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」共同主辦之《第19屆金融與經濟政策研討會》。今天就「川普2.0貿易政策：問題、影響與挑戰」為題，提供一些淺見。回顧過往，從全球化蓬勃發展下的大溫和 (Great Moderation)，至全球金融危機後的大衰退 (Great Recession)，再進入新冠肺炎(COVID-19)疫情、俄烏戰爭，均使全球經濟金融體系所面臨不確定性高於以往，全球更已邁入大波動時代 (Great Volatility era)。
迨至本(2025)年美國川普總統重返執政(以下簡稱川普2.0)，面對美國利益遭受侵蝕，以及長期貿易逆差、財政惡化、製造業外移等問題，除延續其首次任期(以下簡稱川普1.0)所採政策外，並採更激進的關稅措施等，冀能解決美國經濟失衡問題，進而「讓美國再次偉大」(Make America Great Again,MAGA)。惟川普2.0貿易政策反覆，進一步加深全球經濟金融環境的波動。誠如近期德國央行總裁 Joachim Nagel 指出， 「當前能確定的，就是不確定性本身」(certain uncertainty)，美國反覆不定的貿易政策，是當前不確定性的重要來源 ； 此即凸顯川普2.0貿易政策帶來的廣泛不確定性，可能對全球經濟金融秩序產生深遠的影響。
川普2.0貿易政策之影響
(一) 對全球化之影響：全球化侵蝕美國利益及其國際影響力，美國由全球推動者轉為保護主義者；川普2.0加劇保護主義，全球化將更趨向零碎化1980 年代末美國學者提出「華盛頓共識」(Washington Consensus)，倡議解除管制及貿易自由化等政策，促使 1990 年代全球化快速發展。 2001 年中國加入 WTO 後，其占全球 GDP 份額升高，成為全球化最大獲利者。反觀美國等先進經濟體過去力倡自由貿易，卻未能獲取全球化最大利益，其 GDP 占全球 GDP 份額相對下降，且製造業外移、藍領勞工就業機會流失等問題浮現。
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，反全球化思維興起，復因中國崛起侵蝕美國利益，美國歐巴馬總統於 2009 年提出製造業回流美國與「再工業化」(re-industrialization)政策。隨全球化步調趨緩，美國 GDP 占全球 GDP 份額逐漸由低點回升。2017~2020年美國川普總統於首次任期，落實「美國優先」 (America First)理念，保護主義興起，並於2018年發動美中貿易戰。2021~2024 年拜登總統延續美中競爭態勢，並提出 「新華盛頓共識」 (new Washington Consensus)，強調戰略物資自主化、供應鏈去風險、擴大政府介入及強化支持國安關鍵產業。與此同時，美國GDP占全球 GDP 份額持續上升，預期本年升至26.3%；反觀中國GDP份額則由2021年高點回降，預期本年降至16.5%。
川普2.0延續川普1.0貿易政策主軸，採雙邊談判策略與高關稅政策，全球保護主義加劇，全球化將更趨向零碎化。在川普 2.0 新政下，美國平均有效關稅稅率躍升，達二戰後最高，全球貿易壁壘增加，恐使全球生產效率下降，引發供給面的通膨壓力，進一步使全球經濟成長減速；而美國經濟影響力可能提升或將得到最大利益。
(二) 對當前全球金融市場之影響：川普經貿政策不確定性上升，造成金融市場大幅波動；嗣隨對等關稅暫緩實施，金融市場初步止穩本年川普總統上任後，美國政策不確定性均較其選前遽增，尤其本年4月對等關稅(reciprocal tariffs)宣布後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攀升，導致巿場對美元資產及公債之信心產生疑慮，金融市場大幅波動。
匯市方面，美元指數自本年以來呈明顯下跌；債市方面，本年4月以來，因市場擔憂美國財政前景，10年期美債殖利率走升(價格下跌)，後因美國經濟動能放緩而回穩。
股市與 VIX 恐慌指數方面，川普總統宣布對等關稅後，市場擔憂對供應鏈全球化程度較高的科技業造成衝擊，加以美中互徵高額關稅，美國那斯達克指數重挫，VIX 恐慌指數飆升；嗣因美國延後對等關稅措施，並與中國達成暫緩互徵高額關稅協議，緩解金融市場恐慌情緒，並激勵那斯達克指數反彈。
(三) 對國際貨幣制度影響：川普2.0貿易政策引發巿場對美國債信疑慮，衝擊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制度；但短期間美元國際地位仍難以撼動。
- 川普2.0貿易政策衝擊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制度：1990年代金融市場高度整合，以美國主權債信為基礎的國際貨幣制度運作順暢。惟川普總統認為美國財政及貿易雙赤字擴增， 係美元「過度負擔」(exorbitant burden) (美國為全球貿易與金融體系提供美元及公債)，而非「過度特權」 (exorbitant privilege) (美國資本流入，有利壓低國內利率水準) 。基此，川普 2.0 貿易政策主張美國應採強硬貿易談判手段，針對各國關稅政策及非關稅措施加以檢討，以對貿易對手提出高額對等關稅；甚至傳出將推出有如「廣場協議」(Plaza Accord)的多邊匯率協議，以及將美債轉換為超長天期工具等債務重組策略之構想，來解決前述問題。
由於川普總統數度批評 Fed 貨幣政策之言論，已引發外界對 Fed 獨立性之擔憂，加以川普 2.0 的貿易政策走向使投資者對美國公債產生遲疑，以及川普預算案 「大而美法案」(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)，恐使美國債務膨脹太快，不利美國主權債信前景，均使以美元為核心、以美國債信為基礎國際貨幣制度，受到不小衝擊。
- 國際貨幣制度未來可能發展：當前雖面臨川普2.0貿易政策所帶來之挑戰，但在可預見未來，美元國際地位仍難以撼動外界認為 ， 部分川普官員構思之解決方案(包括加徵關稅、弱勢美元、債務重組)存在風險，將破壞金融市場穩定並削弱美元國際地位，實施可能性低。況且，目前美國已改採較溫和對外貿易政策，近期亦與部分國家達成協議，有助巿場回穩及信心；並強調將維持債信，則有利化解投資者疑慮，維繫美元國際地位。
而長期發展為多極化貨幣制度 (如美元、歐元等其他主要準備貨幣)，將可分散美元過度負擔壓力。惟當前國際貨幣制度未符合多極化貨幣制度條件，在可預見未來，全球金融巿場仍將高度倚賴美元資產。 由於美元長期走勢仍強，目前美元作為最主要國際貨幣之地位仍無虞。
再者，當前並無其他貨幣可替代美元地位。美國經濟及金融巿場規模現居全球第一，且在國際貨幣之價值儲藏功能，美元亦具支配地位，排名第二之歐元占比仍遠低於美元。況且，美國金融巿場深度與廣度足以胃納全球超額儲蓄，此為維繫國際貨幣制度以美元為核心之主因，短期間「去美元化」(de-dollarization)並不容易。
川普2.0關稅政策無法解決美國貿易巨額逆差
(一) 全球經常帳(貿易帳)失衡之矯正，不能倚賴單一國家
- 美國長期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於民間儲蓄不足，無法支應龐大的政府財政赤字；若其無法增加儲蓄，則無法有效改善貿易逆差問題。 根據國民所得會計恆等式(X-M) = (S-I) + (T-G)，「經常帳順差」 (經常帳逆差)與「超額儲蓄」(儲蓄不足)是一體兩面。一國如有經常帳逆差，顯示國內整體儲蓄不足。對美國來說，美國經常帳逆差(X-M<0)，主要反映民間部門超額儲蓄(S-I>0)不足以支應政府部門之巨額財政赤字(T-G<0)；美國長期面臨雙赤字(Twin Deficit)問題，即經常帳逆差與財政赤字同時存在。因此，若其民間部門需求仍續強勁且財政赤字持續惡化，將難以透過關稅政策解決其貿易巨額逆差的問題。實證研究報告亦顯示，川普 1.0 時期的關稅政策效果不佳，不僅導致部分進口來源移轉，未能縮減貿易逆差，且成本多轉嫁至進口商及消費者，加重中低所得家庭負擔，亦不利於通膨控制，對美國經濟的負面效應顯著。
- 全球經常帳(貿易帳)失衡問題，逆差國與順差國要共同調整其內部失衡(超額儲蓄或儲蓄不足)。 前主要國家經常帳持續巨額失衡，其中，順差國集中在部分亞洲及歐洲國家，最大逆差國為美國，其次為英國。要解決全球經常帳失衡問題，順差國與逆差國均應共同肩負責任，不能倚賴單一國家調整。美國財政部匯率政策報告曾指出，面對全球貿易失衡，經常帳順差國及逆差國均應進行結構性調整。其中，順差國應致力增加需求，例如增加投資及消費，並擴大社會安全網及延長退休年限，政府則可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，以帶動國內需求及改善過多儲蓄；逆差國則宜增加儲蓄，撙節財政支出或進行財政重整，降低消費等國內需求，縮減經常帳逆差。
(二) 台灣超額儲蓄之問題：台灣經常帳順差，反映儲蓄高、投資低，致累積龐大超額儲蓄；民間部門及政府均宜提振投資
長期以來，台灣超額儲蓄偏高，主因國民儲蓄走高、國內投資低。由於台灣少子女化及人口老化愈趨嚴峻，工作所得人口萎縮，不利消費成長，致儲蓄率維持高水準 。 另方面， 2018年以前因產業外移，國內投資動能不足；其後，美中貿易摩擦帶動台商擴大在台投資，加以台灣半導體業者持續投資先進製程，投資率回升；惟儲蓄率上升更多，致超額儲蓄仍高。
進一步依部門別觀察，台灣超額儲蓄主要來自家庭部門，其次為企業，政府部門超額儲蓄則較小。 台灣超額儲蓄長期趨升， 預期本年將逾4兆元 因應超額儲蓄問題，民間部門可增加消費與投資；而在財政穩健前提下，政府可適度採行擴張性財政政策，提振公共投資，不僅激勵長期經濟成長動能，亦有利減緩台灣龐大的超額儲蓄。
台灣產業因應川普2.0經貿變局之作為
(一) 台灣產業之布局調整：美中爭端下，台商供應鏈加速重組，推動多元布局與在地化生產
- 2018年起，因應美中爭端及供應鏈安全，台商擴大在台、東協及美國產能 美國對台高科技產品需求殷切，本年以來再度成為台灣最大貿易出超來源國過往台商西進投資中國，促成兩岸貿易分工，中國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與最大出超來源。2018年起，美中貿易及科技爭端，以及新冠肺炎疫情，使供應鏈安全與韌性更受重視，且中國當地經營環境惡化，促使台商擴大在台投資，並減緩中國生產、轉向東協及美國建立新生產基地。隨台商多元生產布局，台灣廠商外銷訂單中， 在台灣生產的比重已超過5成； 且近年在中國生產比重下降，在東協及印度、歐美生產比重則均上升。台灣持續深耕高科技與資訊安全領域，且具半導體供應鏈戰略關鍵地位，美國對台灣高科技產品需求殷切，使台灣出口市場結構由過去集中在中國，轉變為中國、美國及東協市場並重；在睽違逾30年後，本年以來美國超越中國，再度成為台灣最大貿易出超來源國。
- 台灣為小型開放經濟體， 生產資源有限 台廠宜續國際化布局，並鞏固在全球供應鏈之關鍵地位；川普2.0貿易政策下，將再次牽動台商直接投資版圖當前中國及東協，為台灣製造業最大海外生產地，在川普2.0貿易政策強化關鍵物資本土製造，將促使台商擴大赴美投資；同時，美國以高關稅全面防堵中國貨品借道違規轉運，均使廠商面臨供應鏈再度調整壓力。
(二) 本國銀行之國際化：跟隨台商腳步調整海外布局，擴大經濟腹地，提高營運量能與獲利
- 配合台商供應鏈移轉，近年本國銀行海外布局重點由中國轉向新南向國家，尤其是東協國家本國銀行之海外布局，早期為參與國際金融市場，其後主要跟隨台商供應鏈移轉而調整。例如，早年隨台商西進積極布局中國，後因配合新南向政策及因美中貿易爭端，台商供應鏈逐漸移轉至東協國家，本國銀行布局重點亦轉向新南向國家 。 截至2024年底，本國銀行共設立175家海外分支機構，其中以新南向國家共66家最多，其次為中國30家、美國27家及香港20家。隨新南向國家分支機構增加，資產規模亦快速成長，2024年底達2.33兆元，較2015年底成長2.13倍。此外，獲利亦大幅成長，2024年其占海外獲利之27.9%，成為本國銀行海外獲利之重要來源。
- 在川普2.0貿易政策強化美國製造下，將促使台商擴大赴美投資，再次牽動台商直接投資的版圖；預期本國銀行將跟隨台商腳步進一步調整全球布局，提供充分金融支援因應世界變局挑
(三) 匯率政策： 國際資金移動巨額且頻繁， 加以川普2.0貿易政策引發高度不確定性，擴大匯率波動，本行將持續促進外匯市場有序運行
- 金融自由化與全球化以來，匯率主要由金融帳決定；以匯率調整貿易失衡，則有其限制影響匯率的決定因素眾多，諸如各國貿易餘額、財政餘額及貨幣政策均可能影響匯率；尤其，自金融自由化與全球化以來，國際資金移動巨額且頻繁，已成為影響匯率變動之主因。例如，2024年台灣外資及本國資金進出，為商品貿易外匯收支之19.3倍，顯示短期跨境資本移動已為新台幣匯率升值或貶值的重要因素。換言之，匯率轉由金融帳決定，貿易逆差或經常帳失衡與匯率之關聯性，較20年前已大為降低，爰透過匯率調整有其限制。誠如前述，各國均應藉由儲蓄、投資與財政預算等之調整，以改善其經常帳(貿易帳)失衡現象。此外， 資本移動加劇恐加深金融不穩定風險，對新興市場經濟體衝擊尤鉅，尤應關注。
- 新台幣匯率由外匯市場供需決定。外匯市場參與者眾多，而匯率只有一種價格，無法同時又升又貶，滿足所有個別參與者或特定產業的期待出口商希望新台幣貶值，可增加其新台幣收益，而進口商與消費者則希望新台幣升值，能以較便宜的新台幣價格購入進口商品及服務；匯率只有一種價格，無法滿足所有個別參與者或特定產業的期待。在台灣採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下，長期以來，新台幣對美元匯率較其他主要貨幣相對穩定；近期新台幣對美元匯率波動幅度雖略擴大，惟多低於其他主要貨幣。
- 台灣出口深受國外需求影響，且近年台灣出口競爭力提升 ，減緩新台幣匯率波動對產品競爭力之影響，回顧2019年至2022年初，新台幣曾大幅升值，惟此期間台灣出口及經濟成長表現仍具韌性。本年5月新台幣匯率升值，惟受惠 AI等需求熱絡及提前拉貨效應強勁，以新台幣計價之出口仍大幅成長。此外，出口會衍生進口需求，新台幣升值對出口的不利影響，部分會被進口成本下降的益處抵銷。另新台幣匯率有升有貶，就一段期間而言，匯率升貶對企業在不同期間造成之外幣兌換損益，應可部分互抵。
- 鑑於當前國際經貿及金融情勢具高度不確定性、匯率波動提高下，本行將持續促進外匯市場有序運行，維持新台幣匯率動態穩定；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將續協助企業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及多角化發展，廠商亦應強化風險管理，並提升產品競爭力，以降低新台幣匯率波動之影響。同時，本行希冀外界不要過度臆測新台幣匯率走勢，或聽信市場誇大或不實的分析，將可避免干擾匯市穩定。
(四) 貨幣政策 ： 面對川普2.0貿易政策之高度不確定性，央行採取更審慎的態度來評估貨幣政策立場，並維持可信度與強化溝通
川普2.0貿易政策引發高度不確定性，央行決策面臨艱難取捨與挑戰 川普2.0貿易政策引發高度不確定性，已使各央行採取更審慎的態度來評估貨幣立場。例如，Fed 主席 Powell 表示，在不確定的環境下，較適合採觀望(wait and see)態度，謹慎行事； 德國央行總裁 Joachim Nagel 亦指出，美國關稅政策幾為無法預測之循環，在此情況下，評估關稅對經濟的影響及相關預測，變得更加困難。
因應不確定性，央行須採取較廣泛的風險管理方法，強化運用情境分析 (scenario analysis)，未維持可信度(credibility)及強化溝通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下，央行須維持其可信度，以及通膨預期的穩固制約(anchor) ，俾鞏固大眾信任。同時，為使大眾理解經濟金融的不確定性，央行須強化對外溝通，Fed 在近期的貨幣政策架構中，亦將考慮強化政策溝通，尤其是關於預測及不確定性的影響。
結論 本年1月川普總統就任以來，快速推出一系列對外加徵關稅及驅逐非法移民政策，並研擬於下半年陸續以對內減稅、放寬經濟管制等恩威並施之供給面措施，期結合各項政策組合，同步達成降低貿易逆差、促進投資、振興本土製造業、確保國家安全並提高美國經濟成長潛力等政策目標。惟外界對川普2.0政策大抵持保留意見。如其財政政策聚焦於短期經濟激勵，無法有效撙節開支，且未針對國內儲蓄結構及財政紀律進行根本改革，反 而 將 擴 大 財 政 赤 字 與 所 得 差 距 ， 恐 加 劇 美 國 財 政 可 持 續 性 (fiscalsustainability) 風險。至於川普2.0採更全面性的關稅政策，希望解決美國貿易逆差問題，然而關稅政策不僅無法解決結構性問題，更將衝擊美國經濟，並恐進一步影響全球貿易與經濟前景。
誠如前英國央行(BoE)總裁 Mark Carney 指出，當不確定性很高時，政策制定者應有3大目標：第一、對前景及面臨的風險進行冷靜、客觀的評估。第二、制定降低風險、抓住新機會的計畫，並對外溝通。第三、透過減少外界對核心總體經濟政策架構承諾可能產生的任何困惑，以避免造成傷害。伴隨川普2.0貿易政策所帶來的廣泛不確定性，及其對全球經濟金融秩序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，未來的道路可能充滿難以預料的轉折；面對該等挑戰，對政策當局而言，除維護政策的穩定與可信度外，強化金融與財政韌性亦至關重要。以上是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對當前全球金融產業的情勢發展分析！